袁世凯与汪精卫：爱恨就在一瞬间
袁世凯与汪精卫：爱恨就在一瞬间
一个是后世公认的窃国大盗，一个是臭名昭著的叛国汉奸，如果不是对民国成立前后的那段历史有所熟知，很难想象袁世凯与汪精卫这对看似分属两个时空的人会在一段时期内有着密切往来的经历。
袁世凯生于1859年，汪精卫则生于1883年，二人相差24岁但同属肖羊。除此之外，彼此同样的人生交集和晚节不保也让人在巧合之余，不免心生唏嘘：假使没有昔日的一念之差，二人又是否会走向不同的人生归途？
影视作品中的汪精卫
1903年9月，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经济支持下，汪精卫顺利考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深造。在此期间，他频频接触到与国内大肆宣扬的封建传统纲常伦理思想截然不同的民权思想和革命观念，这对他早期革命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关键意义。
真正让他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出现在赴日一年多后与孙中山的那次会面交流中。
1905年7月，正在东京神田锦辉馆筹备成立同盟会事宜的孙中山，热情接待了慕名而来的留学生汪精卫和朱执信二人。一番聆听教诲下来，汪精卫被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和观点主张深深折服，从那时起，他下定决心追随这位民主革命先驱，为共同推翻帝制的大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一个月后，汪精卫在新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中担任评议部评议长，年仅22岁的他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
中国同盟会成立场景复刻
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汪精卫以笔代戈，凭借犀利的文风和鲜明的观点，在《民报》、《中兴日报》等革命报刊中用“精卫”的笔名对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言论进行驳斥批判，一度被孙中山赞誉为“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
毫不夸张的讲，此时的汪精卫是同盟会中的一支笔，一支代替孙中山纵横驰骋于舆论战线上的革命笔杆子。
可能连他本人也没有料到，正是自己与梁启超频频进行文章论战中初露锋芒的骄人成绩，让远在北京却时刻洞察革命党人行动轨迹的袁世凯产生了兴趣。
汪精卫是留学生身份还是革命党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才干可以为自己日后攫取国家权力服务，而且是有别于自己军机大臣和北洋新军首领职务便利的特殊作用。
影视作品中的袁世凯
只闻其声却素未谋面的二人就这样巧妙的“被安排”在一起，这种带有浓厚政治服务色彩的交集，在满足一方利益需要的同时，也必将为日后彼此走向分裂埋下隐患的种子。
只不过，相比于袁世凯对汪精卫带有目的性的欣赏和利用态度，一心投身革命斗争的汪精卫对这位居满清庙堂之高的“袁宫保”则没有太明显深刻的印象，真要论及起来的话，估计就是他本人似乎成了与满清皇族格格不入的坚定“立宪派”。
袁世凯率先表现出热情主动的态度，注定未来一段时期内要付诸行动以达到争取和利用目的，但他现在所能做的，也仅是让长子袁克定密切关注着这个年轻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观察和报告情况。
很快，属于二人交集的转机便出现了。
1910年3月24日，一条关于“北京地安门附近小石桥下发现藏有炸药铁盒”的消息传到了内务部尚书善耆、九门提督毓朗和警察总厅丞章宗祥的耳中。
肃亲王善耆
一番综合侦察下，他们确信这是革命党人阴谋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的行动计划，顺藤摸瓜后，巡警们抓捕了化妆成当地一家名为“守真照相馆”老板的汪精卫并证实了此前的“暗杀”计划判断。
按照孙中山最初的计划是要汪精卫协助黄兴、胡汉民等人进行海外筹款和广州起义行动的策划准备工作。奈何对方受此前多次起义受挫的深刻影响而心生厌倦，加之血气方刚，便索性决意北上以暗杀手段振奋人心。
既然是暗杀，自然要秉持“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出手行动。但从重量级人物奕劻到皇族勋贵载洵、载涛等人，除了戒备森严无法接近便是行踪不定难以下手，思来想去，也就只有刚刚掌权不久的摄政王载沣每天几乎雷打不动的往返于小石桥那条必经之路上。
满清摄政王载沣
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汪精卫未及行动便匆匆被捕。不可否认的是，彼时的他不仅面对审讯人的斩首恫吓面无惧色，并在狱中提笔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绝唱。
那种慷慨从容就义的乐观心态和豪情壮志绝难让人将他与30年后那个叛国投敌、奴颜婢膝的头号汉奸联系在一起。
只能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汪精卫被判终身监禁。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他便在清王朝“罪己诏”的背景下被“特赦”出狱。
与同盟会成员合影的汪精卫（前排右一）
关于出狱后的汪精卫频繁往来于京津之间所为何事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被袁世凯以座上宾的身份多次邀请入府邸长谈时局走向，并最终成为代表袁世凯北方军队阵营的和谈代表。
这里面固然有好友杨度和同乡唐绍仪、梁士诒等袁世凯身边“红人”的引荐，但归根结底，是袁世凯对汪精卫能力和身份的赏识，而这种赏识，正是建立在自己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首脑基础之上。
二人具体的谈话内容已无可稽考，但有一点共识是毋庸置疑的，即袁世凯赞成共和，汪精卫拥护袁世凯。
这是汪精卫与袁世凯联合的开始，大抵如杨度当年决心依附袁世凯的心理活动相似，汪精卫在一瞬间被袁世凯的魄力所震慑或折服，使他坚信眼前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头有能力去领导和掌舵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家。
被袁世凯引为幕僚的杨度
但他的政治立场，又不仅仅限于和袁世凯联合，换句话说，实现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稳固是最终目的，联合袁世凯并助对方登上权力宝座，仅仅是手段而已。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并不奇怪他能在南北议和期间充当双方共同代表的罕见事了。
当然，在那个思想意志并不统一，乃至时常在关键问题上陷于混乱状态的革命党人队伍里，汪精卫的“联袁”情结并非只是一厢情愿的个例，至少在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看来，袁世凯就是一位有能力力挽狂澜的“华盛顿”式人物。
也正是在革命组织内部人员的耳濡目染中，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以现有的革命党力量很难与袁世凯相抗衡，由此认同了以“清帝退位、赞成共和”为交换“大总统”条件的普遍观点。
与此同时，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袁世凯，势必要面临即将解职的孙中山除热战以外其他手段和条件的限制。这其中，出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要求袁世凯赴南京就职大总统最能体现出对方的明显心理活动。
南京临时政府旧址
《临时约法》在明确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对大总统所行使的权力进行更为严格的制约掣肘，使其无法堂而皇之的满足自己独裁统治需要；至于赴南京就职则是孙中山出于“调虎离山”的考虑，即离开北洋军阀大本营的袁世凯，各种政治谋略手段将很难得心应手的施展开来，最终将在法制的约束下严格履职尽责。
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委派了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首、法制局长宋教仁和参赞汪精卫等在内的6人欢迎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兴致盎然的欢迎团一路如沐春风，丝毫没有感受到北京的袁世凯正在为他们预设着一个惊心动魄的陷阱。
1913年2月27日，袁世凯大开正阳门迎接并盛宴款待了前来的欢迎团一行人，礼仪规格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当着蔡元培和汪精卫的面欣然答应了赴南京就职的请求，让对方倍感欣慰。
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
殊不知，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才是袁世凯为欢迎团精心准备的重头戏。自3月29日傍晚开始，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的陆军部队突然向附近的摊贩、店铺展开了抢掠行动，入夜后更是强行闯入欢迎团入住的招待所内，不由分说的将行李、文件等劫掠一空。
紧接着，天津、保定等地也先后发生类似的哗变行动。蔡元培和汪精卫等人因受惊而避入其他馆舍倒在其次，相继产生的部队兵变让整个京师驻外使团们也纷纷感到紧张不安，形势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
这正是袁世凯期待已久的结果。大局稳，对孙中山有利；大局乱，对袁世凯有利。
最难堪的估计就是夹杂在中间的欢迎团人员了。即便蔡元培和汪精卫心照不宣的认同幕后主使是袁世凯，但自身羊入虎口，又有什么改变现实的可行操作呢？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办公旧址
3月2日，在向南京临时政府致电请求尽快建立统一政府未得回复后，二人又在两天后再次以更加直白的口吻建议将临时政府设置于北京，而袁世凯则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的最终目的达到了，他顺理成章的迫使南京临时政府认可和接受了他的“北京方案”，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最终被他坐享其成。
而随团欢迎其南下的汪精卫则在随后出席了对方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从“迎袁”站在了“拥袁”的一面，这种思想的转变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但从根源上来讲，还是汪精卫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真实写照。
伴随着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尘埃落定，汪精卫与许多同盟会成员有着共同的大功告成和功成身退之感，他开始借新婚燕尔的机会前往法国留学游历，享受一种摆脱政治的超然生活状态。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早期照片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汪精卫毕竟是国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孙中山最信任的同盟会员之一，留学海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一朝有变，他又将被赋予一种新的责任使命。
很快，随着宋教仁遇刺案的发生和袁世凯别有用心的“善后大借款”签约，国内革命形势再次骤然紧张起来。1913年6月2日，汪精卫与蔡元培再次回到上海面见孙中山，随后二人联合通电袁世凯，主张南北调和，以法律形式解决问题纠纷。
对于这位自己曾极力看好的青年才俊，袁世凯还是表现出应有的诚意，他致电汪精卫表示欢迎对方进京商讨解决方案。但汪精卫尚未来得及动身，“二次革命”的炮火声便响彻在南方大地上。
战与和皆在转瞬之间。此时的汪精卫在战火纷飞中似乎看清了早已整兵备战并决心以全部武力消灭国民党人的袁世凯真面目。他与蔡元培公开通电袁世凯请其辞职以止战火，但由爱转恨的一瞬间容易，若想叫醒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装睡人则无异于登天之难。
就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历经联袁、迎袁和拥袁后，汪精卫最终站到了反袁的阵营中来，这本身并没有太过可喜可贺的称颂，毕竟相比于黄兴、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更像是一个在革命阵营中反复徘徊以寻找最优解的“投机者”，这样的风格伴随着他政治生涯的始终。
1917年9月，辗转由法国、英国回到国内的汪精卫出任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秘书并代理秘书长之职，协助处理国民党党务和军务。此时的汪精卫算是彻底同一年前郁郁而终的袁世凯划清了界限，兜兜转转重又追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步伐前行。
但正如他首鼠两端的性格特征一样，20年后，在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腹地的艰难时刻，汪精卫再度对国家前途命运产生了动摇和徘徊，最终选择了一条投靠日伪、充当卖国罕见的耻辱不归路。
不知道当他决定走向这条遗臭万年的道路之时，是否会联想到20多年前自己的故交袁世凯众叛亲离、举国声讨的不保晚节，又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的铮铮誓言以及决心开展革命暗杀行动时的慷慨坦然？
汪精卫夫妇跪地石像
历史是残酷的，同样也是明智的。
当你的前半生罪恶滔天，而后半生幡然醒悟之余能秉承真理、匡扶正义，就一定是被历史铭记的正面典型；而当一个前期可歌可泣的英雄式人物历尽沧桑后走向与自己初衷背道而驰的路径，他就一定会成为时代抛弃的不齿之人。
背叛个人者犹可恕，背叛信仰者无可赦！
